电视剧《觉醒年代》作为2020年爆燃的高分历史剧,不仅在豆瓣打出了9.3分的超高分,其制作之严谨,演员演技之精湛,编剧对历史的还原之真实,都对其成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剧中出场了多位历史人物,而其中最为年轻观众熟知并且感到可惜的就是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在剧中,他们最后也拖着镣铐走向刑场的片段也成为了很多人影响深刻的记忆画面。那么,除了延年、乔年兄弟,剧中出现的其他北大学生领袖他们后来的人生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924年,回国工作,先后任北京地方执委会委员长、北方区执委会宣传部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各省的斗争。

1925年,发生五卅惨案,赵世炎领导和组织、罢工、罢课,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后组织和发动天津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天津海员大罢工和赵各庄矿工人大罢工。

1926年5月,赵世炎代表北方的工会前去广州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他和邓中夏、、李立三等一起领导了大会。大会刚闭幕,蒋介石在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的“整理党务案”,广州城内一时满城风雨,街头巷尾纷纷传出“如不杀尽,财产田宅不能保,商人产业银行一切存款都要没收”的谣言。针对这一形势,赵世炎写了题为《最近中央全体会议之意义》的广州通讯,刊登在6月9日的《向导》周报上。赵世炎的文章针对蒋介石的反动阴谋,发出了尖锐的警告:“反革命要杀,革命者必须认清形势。”文章描述了广州的气氛后,愤然问道:“难道应有共产谣言,我们中央便应当专事抑制共派以自洗刷吗?”赵世炎已经看到右倾错误开始危害革命,文章痛心地说:“帝国主义者见着我们这种情形,真正高兴,我们算是中了他们的奸计了。”文章最后写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还要看以后‘与反动派战斗’一语之实行如何而定。”这是一篇珍贵的文献,在当时也是一篇具有指导革命运动意义的文章。

1927年3月21日,在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和指挥下,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赵世炎和周恩来一起指挥和带领着150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勇敢地冲锋陷阵,向着直鲁联军发起冲击。经过30多个小时的激战,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外国控制的租界除外)。这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为北伐军在江浙战场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7年7月2日晚,警探根据叛变的省委秘书长的供词,赵世炎在自己的住所被捕。

7月19日,牢房里早饭刚开过,敌人叫出赵世炎。赵世炎知道,最后斗争的时候到了,他理了理穿在身上的一件半新旧西装,系好领带,扣好纽扣,从容得好像是去赴宴,走到牢门口,回过头来,扫视难友,点头告别。一出牢房,他就高呼:“万岁!”“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工农兵联合起来!”的口号。刽子手们看到赵世炎在死亡的路上还是如此镇定,如此神采奕奕,又听到赵世炎英勇的口号声,不禁为之颤栗,狂叫“砍,拿刀砍”。一代英豪,党的好儿子赵世炎为了革命,为了人民,为了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19年3月,邓中夏等发起组织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5月4日,邓中夏和北大同学一起,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帝爱国运动。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被推为北京联合会总务干事。

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回湖南联络,向、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的情况,商量改组现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 [11]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高尚德、罗章龙等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10月,邓中夏参加北京小组,是小组的最早成员之一。

1921年中国正式成立后,同年12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邓中夏当选为书记。

1921年8月,作为中国公开领导工人运动总机构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邓中夏担任北方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北方工人运动。

1923年2月邓中夏参与发动和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并在全国发动了劳动立法运动。 1923年4月,他受李大钊推荐参加创办和合办的上海大学,任总务长。

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大会接受了所确定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意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大会选举7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邓中夏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大会组织临时中央局,邓中夏被推选为委员长,主持团中央的工作。

1925年4月,邓中夏受党的委派,离开上海,筹备并组织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任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为响应五卅运动的号召,他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1933年5月15日晚,邓中夏在互济总会援救长家研究和布置工作,被法国租界巡捕逮捕。邓中夏化名施义,据理力争,还请律师史良等人帮助自己辨护。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后因一同被捕的互济总会援救部长林素琴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供出了邓中夏的真实身份。中央党部立即收买了法租界巡捕房,邓中夏被引渡解往南京,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在狱中,他以员的坚定信念和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金钱厚禄的利诱和严刑拷打的摧残。

1933年9月21日黎明,在雨花台下,邓中夏高呼“打倒!”“中国万岁!”口号,为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9岁。

1915年5月7日,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的“二十一条”草案。消息传来,举国骇然,义愤填膺的郭钦光不顾当局压制,以学界的名义与各校学生一起在广州东园召开“国耻大会”,并登坛演说,情绪激动至于当场呕血,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使得人心渐灰,但郭钦光宣传救国的志行却愈发坚笃,他经常对同学说:“国危而俗偷,不如早死,胜于撑两目以俟外人之侮我国!”热血沸腾,豪情壮志,溢于言表。1917年,郭钦光从广东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在兄长和乡亲的资助下,再度离乡渡海,远赴京城求学,入读北京大学文科预科 。

1919年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5月4日,北京十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予以,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其中北大学生20名。郭钦光抱病参加了活动,并在5月7日吐血身亡,成为五四运动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位牺牲的学生 。

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担任总指挥,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

民国八年(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 [7]

民国十五年(1926年)冬,傅斯年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民国十六年(1927年)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任所长。此后数年,他一直工作在学界,掌管过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的校政,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同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蒋介石的清党。

民国十七年(1928年),傅斯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

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斯年兼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及“中国古代文学史”。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傅斯年赴重庆,连续四次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10]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1月,傅斯年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在政治上,傅斯年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

晚年傅斯年身体肥胖,患有高血压,医生嘱咐他少吃盐或不吃盐,并戒肉类荤腥。又查出患有胆结石。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讲完线分,傅斯年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到座位时,他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离得较近的议员刘传来赶紧跑上前来,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坐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做了枕头。从此傅进入昏迷状态。 “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享年54岁。

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傅钟”启用后成为台湾大学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21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1919年底,施存统和俞秀松、傅彬然等离开“一师”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1920年初由李大钊推荐,到上海《新青年》杂志社工作,在上海,施存统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到工厂参加工人运动。中国第一个“”小组有5 名成员,他们是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这就是5 名中国创始人和最早的党员。

1922年初,陈独秀委派从日本回国的施存统重振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推选为团中央首任书记。原在北京出版的团中央机关报《先驱》杂志搬到上海出版,施存统兼主编。

1926 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施存统遭军阀孙传芳的通缉。党组织安排施存统夫妇奔赴广州。在广州,施存统先后在黄埔军校、广州农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时,他任政治部主任,钟复光任女队教官。

到抗战爆发为止,施存统出版了《资本论大纲》《苏俄政治制度》等20余种译著,帮助许多青年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施存统担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兢兢业业,秉公办事。他的女婿被错划为后,他引用京剧《宋士杰》里的两句台词说:“父子恩情重,朝廷法度严”,虽然表示同情,却始终没有借自己的地位去代为求情。施存统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曾写信给劳动部长李立三和中央统战部长李,反省自己当年的行为,并决心为新中国的建设鞠躬尽瘁。

1920年3月26日,俞秀松离开北京,27日回到了上海。在那里,他有机会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20年夏,俞秀松参加了中国上海发起组,成为中国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0年8月22日,上海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俞秀松在当时党的发起组中,年纪最轻,陈独秀派他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并担任书记。

1921年3月,俞秀松受青年共产国际的邀请,及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只身一人前往他梦寐以求的苏俄。

俞秀松到了苏俄,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曾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2年5月5日,俞秀松以上海、杭州的团的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他当选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

从1925年到1933年期间,俞秀松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和任教,在此期间,也经历了不寻常的党内斗争的考验,最突出的表现在与王明的斗争上。

王明(陈绍禹)是和俞秀松同船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王明趾高气扬,目空一切,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别人都不懂马克思主义。王明不仅是个教条主义者,而且又是宗派主义者。俞秀松对王明的思想作风,十分反感,在班上,他们常常发生分歧和争论。然而米夫却支持王明。米夫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王明为了找到靠山,两人勾结起来,形成一个“左”倾教条主义的宗派集团。

1938年6月,俞秀松和张逸凡被押送苏联。到了苏联便被关进监狱,在“肃反”扩大化时被杀害。

1921年秋至1922年,何孟雄一面积极从事北方运动,一面大力推进工人运动。

1922年10月,又组织发动张家口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迫使路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要求。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参与组织北京各校学生集会,带领与会学生与工人上街,并积极组织追悼死难烈士等活动。

1925年4月,重返北京,随即赴张家口创建京绥铁路总工会,被聘为总工会秘书。1926年,任唐山地方执委会书记。到任后,他发动了开滦赵名庄矿万人工人大罢工。

1931年1月17日,上海公安局按着叛徒提供的情报,会同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在东方旅社逮捕了林育南、柔石等八人。接着又闯入中山旅社,逮捕了蔡博真、欧阳立安等四人。然后分别留下探捕在这两个旅社的两个房间守候。当日晚间与次日清晨又在东方旅社逮捕了李求实等三人,在中山旅社逮捕了何孟雄等三人。19日,何孟雄从老闸捕房被押送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和其他在东方旅社、中山旅社被捕的16人一起受审。法院判决后,上海市公安局把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17名被告解往市公安局侦缉队看守所拘禁。20日,又把孙哈芳、黄淑芝和何孟雄的两个孩子,以及张诗人、陈迪威送到看守所。23日上午,公安局将何孟雄等32人,连同另案的柯仲平等四人,一共86人,押解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何孟雄当时化名陈方,但深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的身分很可能会暴露,敌人迟早会对他下毒手,所以他早就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还在1931年1月23日解往龙华看守所的囚车上,他就传话给孙哈芳和黄淑芝: “你们不要紧。我被解决后,请你们将两个孩子送给我的老兄抚养。” 据同案战友黄理文回忆说: “何孟雄在牺牲之前……认为一个革命者为革命牺牲他宝贵的生命是分内之事。”这些都表现出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贞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概。

1931年2月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23位员,拖着沉重的铁镣,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法官在小桥前安放了一张茶几,放着每人的照片,挨个核对,然后向他们宣判死刑。刚过了小桥,在方塔旁的大树下,23人排成两行。突然,背后响起了行刑队一阵枪声,把前面第一排的同志们打倒了。第二排的同志们大声高呼: “打倒”、“打倒蒋介石”、“中国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又一阵密集的枪声,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们倒在血泊之中。

1918年,入读协和女子大学理科,开始向往成为医生,后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转文学系学习,曾被选为学生会文书,投身,并因此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工作。此期间著有小说《斯人独憔悴》、诗集《繁星·春水》,短篇小说《超人》。

1919年8月,冰心在《晨报》发表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 后者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由于作品直接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快发生影响。之后所写的《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突出反映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面对新世界两代人的激烈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痛。

1926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

1929年,与吴文藻结婚,婚后随丈夫到欧美游学,先后在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苏联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访问。例如,在英国,冰心就与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先锋作家伍尔芙就文学和中国的问题进行了长谈。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9年至1951年间曾在东京大学新中国文学系执教,讲授中国新文学史, 并曾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一些短文。

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祖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冰心迎来了生平第二次创作高潮。1980年6月,冰心先患脑血栓,后骨折,但她仍坚持创作,在此期间发表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又创作了《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等佳作。散文方面,除《三寄小读者》外,连续创作了四组系列文章,即《想到就写》《我的自传》《关于男人》《伏枥杂记》。作品数量多、内容之丰富、创作风格独特,使得她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出现了一个壮丽的晚年景观。年近九旬时发表了《我请求》《我感谢》《给一个读者的信》等作品。

1994年9月,冰心因心功能衰弱入住北京医院;1999年2月13日,病情恶化,于同年2月28日晚上九点于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 在冰心报病危之后,、、等人及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和作家代表曾亲自到医院看望她。

1915年初,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后,结识了李大钊、等人,以李大钊介绍,他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和邓中夏等人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以扩大新文化运动和爱国的影响。他是当时全国学生统一组织“学生救国会”创办的《国民杂志》负责人之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许德珩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他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北京学生界宣言》。

1920年,许德珩为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赴法勤工俭学。德珩自1915年丧偶,便立志求学与,改字“楚僧”,以示无意续婚。一次, 在与君展通信中,她把德珩署名“楚僧”的“僧”字圈掉,写上“生”。改为“楚生”。表露了姑娘的爱慕之情,从此, 他们友情进入爱情,在感情上深入一步。

1924年夏,君展在法国里昂大学毕业,得到了硕士学位,入巴黎大学理科,并从居里夫人学习镭学,他们才经常会面经过五年多时间的互相了解,在蔡元培的极力撮合之下,于1925年在巴黎中国饭店举行婚礼。蔡元培赠十六字红缎题词:”爱结同心,互助互励。学术事业,勤奋无已。

1927年春,许德珩夫妇受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的鼓舞,酝酿回国,后因劳君展正从居里夫人研究镭学,于是决定德珩一人先行回国。回国后,他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教官,讲授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史。继而应恽代英之邀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政治学校政治教官,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代主任。又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武汉分校政治教官。

大革命失败后,许德珩于1927年9月初偕夫人君展离开武汉,到达上海,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的翻译工作。

1931年,许德珩应北京大学之聘,赴北平任教,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许德珩回原籍江西任江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动员抗战,保卫家乡。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许德珩被选为九三学社理事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德珩满怀豪情地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他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产部长。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njinji委员,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许德珩同中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和宋庆龄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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